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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旭:殷殷爱心映“初心”
更新时间:2019-08-13

  马旭,女,汉族,黑龙江省木兰县人,1933年3月出生,1947年7月入伍。曾任原空降兵第15军45师医院军医、副所长、所长、副院长等职,现为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干休所离休干部。2019年2月,马旭当选为“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”。

  今年6月底,在老家乡亲和当地领导的盛情邀请下,我和老伴回到阔别70余年的家乡黑龙江省木兰县。当我踏上家乡的土地时,美丽富裕的黑土地、父老乡亲的热情、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出现在我的眼前,我十分激动。少小离家,如今白发苍苍,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  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,我们都成了亡国奴,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灰暗的日子笼罩着我的童年生活,由于父亲去世得早,靠着母亲微薄的说书收入抚养我和年幼的弟弟,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唯一的乐趣,就是在家里听母亲说大鼓书。大鼓书中的杨家将、木兰从军、岳母刺字等忠贞报国的故事感染了我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从军报国的种子。

  在我14岁那年,村里来了解放军。在母亲的支持下,我参加了解放军,被送到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学习。在那里,我努力学习理论知识,刻苦参加军事训练。半年后,我被分到第四野战军,成为一名野战医院的卫生员,参加了解放东北全境、解放全中国的多次战斗。新中国成立不久,由于表现突出,我作为优秀卫生员被保送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深造。毕业后,被分配到15军45师医院,成为一名军医。

  1961年,我军首支空降兵部队正式组建,我所在的部队整建制转成空降兵。上级来我所在单位挑人参加跳伞训练时,我第一个报了名。

  跳伞训练,对于新成立的空降兵来说,风险很大,女兵跳伞更是禁区。那时的我身高只有1.53米,体重不足70斤,身体条件达不到伞兵的身体要求。但我想,我是空降兵军医,如果自己不会跳伞,战友受伤了得不到救治,那部队要我干啥呢?我认定自己必须学会跳伞。

  虽然领导没有批准我参加跳伞训练,但是我并不甘心。白天一有空,我就到训练场悄悄地向教官请教。晚上回到家后,我在自家的小院里挖了一个大坑,填满沙子,用桌子、椅子搭起高台练习跳伞动作。我给自己定下计划,每天至少跳500次。

  由于我的执着,副师长拗不过我,答应给我一次跳伞的机会,他还说:“你要比他们跳得好,就跟着练;比不过,今后就不要再提跳伞的事了。”我高兴、激动,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这次跳伞考核的情景,我至今还记得特别清楚:上千人的训练场上,我一连跳了3次,动作标准规范,一气呵成,连站在旁边的男兵都鼓起掌来。

  从此,我成为新中国最早参加跳伞训练的女兵。此后20多年里,每次部队组织空中跳伞实训,我都主动参加,累计跳伞140多次,打破了多项跳伞纪录。

  我的老伴颜学庸,也是45师医院的一名军医。我这一辈子潜心研究自己钟爱的医学,离不开他的理解和支持。我与老伴因部队结缘、因事业相识,我们都喜欢搞点研究,从不放过工作中的任何疑难问题。

  1988年5月,我年满55岁,从师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。离休时,我已是军队专业技术6级,享受副师级离休待遇,本可以安享晚年,但每当空闲在家时,我总会想起入伍时的情景。当年,想入党,组织上会考验十次八次甚至一年半载。青蘋果论坛。但是,无论如何困难,我都不会放弃。当时只有一个信念:是党组织把我培养成一名军人,我必须为了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。正是在这种初心的引领下,我和老伴商量,趁着身体还好,为人民再做一些事情。

  空降兵跳伞着陆时的强大冲击力,很容易给官兵腰部和踝部造成伤害,如何减少官兵训练伤,提高部队战斗力?这成为我和老伴离休后攻关的第一个项目。我结合跳伞的实践经验,反复试验设计,研制出一种套在脚上的充气护踝装置,下降时充气减少脚步与地面的缓冲,降落后可以迅速放掉气囊中的气体。1989年,这个装置获得国家发明专利,在空降兵部队推广使用。

  1995年,我们又研制出高原跳伞“供氧背心”。为了验证效果,我们自己到高原去做跳伞试验,以便有更直接的成果体验。经过多次试验,终于取得了成功。这一发明帮助官兵解决了空降中的缺氧难题,填补了空降兵高原跳伞供氧的一项空白。

  活到老、学到老。离休后,我和老伴边学习边研究,生活充满了乐趣。2011年,为了系统学习专业知识,在老伴的支持下,我以78岁的高龄报考研究生,最终,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专业破格录取了我。对于这次学习机会,我倍加珍惜。读研期间,只要有课程,我都会按时到教室聆听老师讲解,课后按时完成作业。经过3年学习,我的大多数学科都顺利通过考试,只有日语还没有过关。现在,只要有空闲时间,我就朗读日语给老伴听,让他“监督”我学习。

  离休后的30年间,我和老伴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体会文章100多篇,其中《空降兵生理病理学》《空降兵体能心理训练依据》等文章,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。

  我和老伴都是离休干部,工资待遇不低,很多人都劝我们,年纪越来越大了,该把生活过好点,别对自己太吝啬了。但我觉得,物质上不需要太多,和过去相比,我们现在已经很幸福了。只不过参军入伍后,我将全部时间用在了军事医学研究上,再也没有回过家乡,现在人老了,乡愁愈发浓厚。

  无论走得多远,都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,更不能忘记生我养我的地方。心里一直在想,自己能为家乡做点啥?2017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听说家乡木兰县还未脱贫。于是,我联系上木兰县教育局,决定给家乡教育事业捐款。

  在战友的协助下,去年9月我与木兰县教育局签订了捐赠1000万元支持发展青少年教育的协议。我与老伴商定,先捐300万元,等到今年理财产品到期后,再将另外700万元全部捐出。

  因为捐款的事,当时还闹出了一个笑线日,我和老伴来到附近的一家银行网点,提出转账300万元。银行的工作人员还以为我们遇上诈骗,便立即报了警。后来经过警察和工作人员认证,确信我们是自愿捐款,这样300万元才顺利地从湖北武汉汇往了家乡木兰县。今年4月8日,我们的理财产品到期了,我就与老伴又分两笔将余下的700万元全部汇到了木兰县教育局的账户上。

  很多人都问我,你们怎么攒下这么多钱的?实际上这些钱是我们一分一角攒起来的。我们俩参加革命工作70多年了,工资不低,但我们平时很节俭,很少买衣服,一辈子都穿部队发的军装。成家立业后,担心结婚生子影响工作,我和丈夫约定不生孩子。70多年来,大部分工资都存入银行,再把利息转为本金,越存钱越多。此外,我们发表文章、转让科研成果,也有部分报酬。还有一部分是当时卖房子留存下来的钱,这些都成为1000万元捐款的一部分。

  7月初,我们刚从家乡木兰县返回武汉时,家乡的孩子们给我寄来了一些信。有的是对个人真情实意的抒写,有的是对未来到“马旭文博艺术中心”学习的憧憬,他们对知识的向往,更激发了我为他们做点事的动力。我与老伴商量,只要我活着,还会继续攒钱、捐款,因为能为孩子们的成长起一点作用,那将是我最高兴的事情!(马 旭)(何武涛、朱勇整理)